文明有脉动，万物有灵犀。

土家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，世居湘、鄂、渝、黔毗连的武陵山区。

土家人是巴人演变而来，是巴人的主体后裔。巴人是中国西南的远古民族，形成和得名于夏商之际，活动于商代后期到南北朝。

早期巴人以恩施为中心，活动于鄂西，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巴人在清江流域繁衍。随着势力不断增强，兴盛时期势力范围发展至方圆数千里。

随着历史的变迁，巴人又回到起源的地方——武陵山。这里山大谷深林茂、沟壑纵横、崎岖险要。巴人在这一广袤地带火耕水耨、渔猎山伐、生息繁衍。

在漫长的演变中“巴人”一词逐渐淡化，被称为“蛮人”，如板楯蜜、五溪蛮、武陵蛮、巴郡南蛮等。唐代以后，原来意义上的“巴人”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以“土”字作称，如土民、土人、土家等，亦或土、蛮混称或交替使用。“蛮”是侮称，“土”要客气一些，后来“土”就成了“蛮”的别称。

从元代起，由于大量汉人和其它民族如苗族、侗族、仡佬族人的迁入，“土”逐渐转化成了土家族的专用名称，以用于“土”与“汉”以及“土”与其它民族的对称和识别。

1956年10月，国家民委通过民族识别，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。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，土家族人口数量约为835万人，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排名第七位，仅次于壮族、回族、满族、维吾尔族、苗族、彝族。

 

我国是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由于地理环境、自然因素、生活方式等不用，各民族在预防疾病及应用药物等方面，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医药。

民族医药是民族地区重要的医药资源，是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。

医药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，生老病死，无人可免，药草砭石，古已有之。因此，巴普洛夫说：“有了人类，就有了医疗活动。”

然而，有据可考的文明史，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的。之前，没有痕迹，也没有信史。把一般的医药知识和医药经验系统化起来，进行全面总结和理论提升，达到医学的高度，则仅仅是三五千年内的事情。

人吃五谷杂粮，必有三灾六病。

以中医为例，先是神农尝百草，一日而遇七十毒；到春秋时期，扁鹊公开提出“六不治”，宣布医巫决裂；随后的《黄帝内经》问世，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面建立。

稳坐寂寞，静看繁华。

其他民族民间的医学发展，都有着类似的“原始积累”过程。只是，因为有的民族没有文字，因而也就缺少文献。土家族医学的发展，就是如此。

然而，土家族世代居住在湘、鄂、渝、黔毗邻的武陵山区，是我国唯一不在边疆、而聚居在内陆的少数民族。所以，土家族的特点是：有民族语言、有民族节日、有民族特色饮食、有建筑特殊居室、有朴实华丽的民族服饰、有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艺术、有自己的民族信仰；当然，也有“医药一家”与“五术一体传统疗法”的医药文化。

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。

对土家族来说，民族医药就是他们的灵魂之一。

土家族医药的起源，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，是与人类最初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。土家族先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，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，在与疾病的斗争中，积累了防病治病经验，创造了本民族的医药知识。

土家族医药的源起和发展，经历了从远古时期的“尝草识药”、“治验疾病”的初始积累阶段，合则用，不合则弃；先秦时期楚巫的传入及土家族“梯玛”的影响，是土家族医药史上的巫医现象时期；随之而来的土家族“梯玛”文化对土家族人类学及医药学的认识和贡献，以及梯玛“法术”的出现，并由巫（攤）文化、梯玛文化而传衍出来的早起土家族特殊医学——“巫医一家”时期。

土家族医药源起和形成于秦代，唐宋以来得以逐渐发展，到了清代的“改土归流”后，土家族医药开始有了手抄本或木刻版本的土家族医学著作，是土家族医药发展史上由“口承”到“文化”的过渡时期。

这一期间，梯玛、水师这些“治病”人员由于医术局限、疗效不佳、信誉度下降，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土家族坐堂或游走的药匠（对医生的称呼）或草医。晚起，土家族地区还有了药铺，这时的药铺、坐堂药匠是医药不分的，既诊病又抓药，还要“服侍”病人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医药一家”、“医护一家”时期。

在经历了起源、形成和初步发展几个历史阶段后，土家族的医药快速发展时期，还是近代的事情。

尤其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医药的发展，对土家族哟要进行了发掘、整理、总结、提高，一些土家族专注陆续面世，一些神奇的民间单方、验方、传统疗法等陆续走出广袤深远的武陵山，逐渐向世人揭开了神秘面纱。